■采访/王庆毅 赵玉娟文字整理/贾凯

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卢沟桥事变以后，1937年10月，日寇进犯山东，国民党军队纷纷避逃。1938年3月，掖县（今莱州）起义取得成功后，处于游击状态的胶东特委、鲁东工委抗日武装，很快从东西两个方向向掖县、黄县（今龙口）一带汇合，与蓬莱连成一片，胶东敌后根据地逐步成立。

1928年出生的李永生，时年10岁，他的家乡——蓬莱便处于胶东半岛最北端，胶东敌后根据地范围之内。“胶东半岛的战略地位很重要，我们那个地方是共产党的老根据地。我虽然小学在农村读，但当时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小学时我们唱的抗日歌曲，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李永生回忆道：“总结下我为什么参加革命，总共有三点：第一，从小受过党的教育；第二，我大哥——革命领路人；第三，生活所迫。我的大哥曾就读于莱阳乡师（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鲁东大学前身），后因日寇入侵学校解散，在1938年开始跟随共产党参加革命。当时上学的贫穷人民的孩子比较多，所以跟着参加革命的也多。”

1942年，因为在家没有地可以种，李永生被送到烟台去当学徒，亲眼目睹了日寇的各种残暴行径，“去的时候，我带了点花生准备卖掉，日本鬼子的刺刀从麻袋刺进去进行检查，把花生刺碎许多，没有发现问题才让离开。他们对中国人非常残忍，不把中国人当人看，这是在侮辱我们。”

1943年8月，时年15岁，李永生前往投奔其大哥。“记得当时在胶东有八路军五支队，有首歌还是这么唱的：八路五支去找我的哥，抗日真快乐。我一心想着追随我的大哥参加革命。”李永生的大哥此时在胶东区委担任宣传部党员教育科科长，在得知李永生有意参加抗日之后，告诉他：“你年纪还太小，在这里扫地打饭、跑腿送信什么的，也不是长久之计。既然你不愿回去，那便去上学吧。”

胶东区委当时办了个实验学校，有中学部、有小学部，探索如何推广教育、改革教育，以及抗战时期如何办教育等。“这个学校是共产党创办，离区党委很近，大概七八里路，在一个大教堂里。当时胶东军区司令部也在那个村里，我们就在那儿上学。”李永生对这段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大部分学生都是干部子弟，还有文工团、部队机关等单位的，属于公费上学，管吃管穿。大家在那里学文化、上政治课，文化程度还是提高了一些。我们当时的校长后来还出任了山东省教育厅厅长。”

1944年年底，按照上级指示，这所学校的三四十个学生被分配到各地参加工作，其中，李永生被分到牙前县埠西头区担任青年干事，主要负责组织青年、民兵支援前线，抗战救国，并从事抬担架等保障性工作。1944年11月，李永生还带着民兵参加了一次打日本鬼子的战争，消灭鬼子一百多人，而他们很多人也因此牺牲。

“当时有一位战斗英雄任常伦（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从1940年到1944年一共参加了120多场战斗，1944年7月胶东长沙堡阻击战打响时，已经负伤八次、肩膀还残留着弹片的他依然带领着战士参加了这场战斗，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3岁。”李永生动情的讲述到，“记得还为他编了首歌，我到现在都记得‘战斗英雄任常伦，他是……捍卫国家、捍卫人民，英勇的牺牲’。他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们。”

随华东野战军参加解放战争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直到1946年上半年，李永生一直在即东县武工队中。“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最艰苦的一年。基本每天都有人来报告，说我们村谁谁谁被杀了。有一次一家八口人还没起床就都被杀了。”

“国民党反动派要消灭我们，我们只有反抗，斗争非常激烈，非常艰苦，每天都在各个村子里不停地转移。有时候一个晚上，上半夜在这个村，下半夜就转移到了另一个村。期间，我们一起参加战斗的还牺牲了五个人。战斗很激烈，手榴弹用完了，我们就用地雷，一拉线就响，时间很短就会爆。”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党中央号召青年到前线去参加战斗。李永生报名到胶东一所军校学习了半年，包括投弹、刺杀、射击等战斗技术。1947年初毕业以后，李永生到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部担任二科科员。“当时有四个科，一科作战科、二科侦查科、三科通信科，四科就是后勤。我们二科负责搞电台，进行侦听，当时各种信息都是通过电台传播的，我们这些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很有意义。”他回忆道：“那会儿我们也没有正规学过无线电，都是学过的同志带我们，教我们。我们有一点文化，别人教的时候还是能够记下来的。”

身在华东野战军的李永生，对所参与的关键性战役都记忆尤深，包括1947年2月莱芜战役和5月孟良崮战役等。1948年，李永生所在华东野战军在4月攻克鲁中重镇潍县后，紧接着又先后参与了兖州战役、济南战役等。“9月，农历中秋节的时候，经过8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守军十多万人，终于，山东省会济南解放了。”

随后，华东野战军南下进攻徐州，发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被包围以后，我们在电台里听到的声音都是鬼哭狼嚎的。打得急了，在紧要关头，国民党的报务员都来不及使用密码，直接喊着‘救救我们吧，看在党国的面上’，这都是真实情况。”

淮海战役后，李永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胜利渡过长江后，在5月27日解放上海。

赴西电从事学生工作

李永生改行之后，1950年到了华东军大机要大队、直属政治部，当保卫干事，一直干到1959年。

1959年国庆节之后，李永生被调往 西安，10月25日正式到学校报到。“到咱们学校之后，先在保卫部工作，当时政治部下面有保卫部、宣传部、组织部等。后来到学校基层，在四系63班做指导员，那时候一个班就像连队一样，配班主任和指导员。我在那个班一直待到他们1969年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推迟了一年。后来我就到眉县劳动改造了。我的政治上没有问题，但学生都走完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招生。我这个人与人相处一贯比较忠实、政治可靠，跟学生关系也挺好，学生没有斗我、没有批我。在梅县呆了一年多，1970年我就回来了，在四系任政工组长。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就当系书记了。”

李永生1985年离休，如今88岁的他依然对当年和学生们打交道的经历记忆尤深，“我们当时做班指导员，都要和学生打成一片，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娱乐。放假了，给学生买票，陪学生到火车站。对学生的管理非常细致，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学生们对班干部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带的那个班有两个学生在西安，他们对我感情很深，经常来看我，逢年过节也都打电话问候。”

李永生，男，1928年10月出生，山东蓬莱人，1943年8月参加革命，1945年入党。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山东胶东区党委秘书处、胶东军大分校、华东九纵司令部任工作员、干事，调研员、七科科员；建国后在华东军区直政部、保卫科任助理员，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四系班指导员、政工组长、书记，1985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