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贾凯

校史，记录着学校创建、发展、壮大的发展历程，也承载着一批又一批西电人的成长轨迹。自弱冠之年结缘西电，如今步入鲐背之年的刘嘉相老人，自河北张家口至陕西西安，他已与西电同心同向同行67载。让我们共同倾听这位西电前辈讲述关于迁校的校史往事……

记  者：1951年1月您参军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西电前身）工作，请您介绍下学校在张家口办学的一些情况。

刘嘉相：学校在张家口办学只是权宜之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在3月份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在战争年代，中央军委的机构较简单，分通信部、情报部、作战部和机要处4个部门，只有百十来人。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提出要建立一所大型正规化的大学，以适应新形势需要。3月31日，中央军委通令：“拟即举办一所机要通信干部学校……并附设高级研究机构。”

周恩来同志亲自指定即将南下解放全中国的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曹祥仁同志，任新建学校的校长。周恩来同志亲自接见曹祥仁，并作如下指示：第一，这所学校规模要大，要以华北电讯工程专科学校（西电前身）为基础。第二，立即选择新校址，中央大力支持。第三，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派人到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招收学生。

曹祥仁接到任务后，与余湛等人一起，开着吉普车，满北京城找合适的办学地址。他们跑了十多天，怎么也找不到能满足3000多人学习生活的校址。突然有人建议，张家口有一大片日本人留下来的营房，可以暂时办学。在周恩来同志同意后，曹祥仁先到位于河北获鹿的华北电专，正式宣布立即冻结一切人员物资来往，参加筹建军委工校，并抽调人员到全国各地去招生。

学校从东北、南京、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聘来教师，招收青年学生，一批批师生陆续来到张家口。在这片营房之上，人民军队这一所正规化的工科大学，就此兴建起来。1949年12月27日，军委工校首次举行开学典礼。自此，学校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农村到了城市，由大专发展为正规大学。

学校当时下设三个部，分别是通信部、情报部、机要部。我所在的通信部人数最多，其余两个部非常机密，分别学习外语和密码破译等内容。因为当时张家口地区狭小，文化单位少，不宜办大型正规的大学，所以学校没有在张家口长期办学的打算，时刻在寻找迁校时机，因此并没有新建房舍，只是在旧房舍基础上进行了简单修缮。

记  者：1958年学校由张家口迁至西安，作为亲历者，请您介绍下您所了解的迁校缘起。

刘嘉相：为适应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需要，全国高校进行大调整，以一些大学院系为基础，建立了许多新大学。其中，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要迁出北京原校址。时任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的王诤同志得知这一重要信息，立即向军委写报告，提出将我校从张家口迁到北京农大原校址。

1953年12月3日，王诤同志在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报告中写到：一、办好通信工程学院，需要众多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在张家口抽调、聘请均较困难。现在原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所与上海电工研究所合并在北京成立电讯科学技术研究所，学校若迁到北京，可以由该所技术人员兼课，还可以从其他大学中聘请教师。二、学院在张家口缺少与通信单位及高校联系的渠道，得不到领导机关的及时指导。三、张家口校址狭窄，在张家口大量投资基建不如迁至北京进行基建。建议迁至通信部对面罗道庄原北京农业大学校址。农大已有4万平米的校舍，占地400亩，如再投资200亿元（相当于现在200万元）即可开学上课。

在王诤同志的奔波下，迁校工作很快有了进展。1954年3月15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致函北京人民政府，要求将农大旧校园拨给我校，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批示同意。4月15日，高教部批复同意我校建在罗道庄。黄克诚总参谋长也批复同意我校迁到罗道庄。当时我在学校宣传部做校刊编辑，随同校领导到罗道庄看过校址，环境相当不错。

以上这些工作正在筹划中，突然事情发生变化，上级决定我校不迁北京而迁西安。学校领导传达了上级决定：一、西北是我国战略大后方，但那里经济文化落后，必须开发西北，不能把高校、工厂都建在大城市。二、要将一部分国防工厂、国防院校迁往西北，建立军工基地。三、还要将一些一般工厂迁往西北，以发展西北工业。

军令如山，大家放下一切杂念，准备迁往西安。

记  者：请您回忆下您所经历的迁校过程，以及迁到西安以后最初一段时间，学校建设发展的情况。

刘嘉相：1955年，学校领导还有一些我校的苏联专家，一起来到西安选择新校址。按照西安当时的城市规划，南部为文化区。最终选在今天的校址——徐家庄、白庙村、沙井村之间，当时还都是庄稼地。1956年3月31日，总参批准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学院西安办事处”，筹建工作立刻启动。

西安办事处成立后，学校物资保障部韩济副部长带领一批同志，夏天顶着酷暑，冬天冒着严寒，日夜奋战在工地上。经过两年零三个月（1956年3月-1958年6月）的时间，到1958年6月快放暑假的时候，西安校区（现北校区北院）已基本建成。学校决定利用假期，完成搬迁任务。张家口至西安相距1500余公里，全校教职工及学员4000余人，各种物资几千吨……学校整体搬迁，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

1958年3月5日，学校成立了迁院办公室，制定了搬迁纲要，我有幸成为办公室成员之一。按计划，学校人员分六批乘火车离开张家口，有百余节车厢。其中，有三批是专用直达列车，其余分批坐普通客车到西安。各种物资则由军用货车运到西安。

我是第二批乘专用列车到西安的。这一批次主要是三系（现计算机系）的师生及部分机关人员，专列总指挥为时任三系副主任的曲克泮同志。我们6月24日从张家口出发，25日晚到达西安。这趟列车的3节卧铺由带家属的老人和孩子睡，其余都是闷罐子车，车门开着通风，大家铺上草席地而坐。途中我们曾停靠在北京丰台、洛阳郊区、西安东郊等铁路兵站，大家下车就餐洗漱。到西安站后，我们乘大卡车到达新建校区。值得一提的是，保铮院士他们第三批师生乘专用列车到西安的途中，在洛阳遇到暴雨，列车上300多名青年人参加了抢险救灾工作，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表扬。

除了我校，还有很多高校及工厂迁到西安，交大、西工大、四医大、纺织学院等，西郊的电工城、东郊的纺织城、阎良的飞机城等都是新迁来的。事实上，当时的陕西是比较落后的，西安与上海、南京等地在文化观念上也有一定差距。

刚迁到西安后，除工作外，其余全部时间都要参加建校劳动。当时学校没有一条建好的水泥路，大操场是坑坑洼洼的农田，大批物资源源源不断从张家口运来，需要搬卸。8月的西安气候炎热，有时暴雨如注，到处泥泞不堪。大家从凉爽的张家口一下子来到西安，开始也都不适应，但是大家同甘共苦，苦活、累活抢着干，没有任何怨言。

到9月份，主干道马路修好了，操场基本平整了，图书馆图书已上架，实习工厂设备已基本就位。9月1日，学校正式在这片新校址开课了。

记  者：您曾编写过《流金岁月》《往事话西电》等校史资料，请您介绍下相关情况。

刘嘉相：盛世修史。1982年，中共中央提出要抓紧时间抢救历史资料，要求各部门、各地方整理编写党史、军史、行业史、厂史、校史、地方志等。时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刘寅同志（我军通信兵种创建人之一）在杭州召开会议安排落实此项任务，决定由西电负责搜集、编写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的通信教育史。

刘寅同志说，西电是我军最早建立的一所通信学校，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创建的，从红军时期一直发展到今天，见证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西电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编写军队通信教育史的工作。革命战争留下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每走一位老同志就会带走一段珍贵的史料，我们不抓紧时间就会愧对历史，愧对这些无名英雄。

学校时任党委书记朱仕朴同志和我一同参会。刘寅同志特别指明要朱仕朴同志主持这项工作。随后，朱仕朴立即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开始搜集和整理史料的工作。因为许多历史事实没有文字档案可查，只有逐个去访问当年亲身经历的老同志。老同志们非常支持、热情接待，有的老同志卧病在床仍一字一句地回忆当年的亲见亲闻，堪称“绝版”史料。

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把材料汇集起来，由我主笔，整理编辑，历近20载，六易其稿，终于成书。《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军队通信教育史》这本书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在审读意见中指出：这一成果弥补了人民解放军军战史中通信发展史篇的空白，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培育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好教材。

与此同时，陕西省高教局也组织学校编校史，一周开一次会，督促我们编写，蒋炳煌副校长和我一同参会。这就促成了当时成书的《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校史（1947-1987）》，保铮院士对这本书一字一句进行了校对修改。后来，我本人收集的校史资料越来越多，发现这本校史存在较多史料欠缺，再加上大家对校史开始时间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

前些年，我的身体特别不好，所积累的一千多页手稿如果再不整理出来，这些校史资料就可惜了，自己觉得应该为学校留下一些东西。在聂梦麒同志建议下，我着手将各种资料重新整理成册，印刷了二百来本，这便是《往事话西电》这本书的缘起。其实这本书应该标注上“资料版”。后来，季庆阳同志获知消息，他自己为此书作跋，并积极沟通协调，由学校方面将此书重新印制，在档案馆进行了收藏。

人物简介：

刘嘉相，男，山东青州人，1929年12月出生，早年就读于天津国立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1951年1月，抗美援朝时期参军到我校。曾任学员、宣传干事、校刊编辑、校党委秘书、校党办主任等职，并编写校史多年。1990年1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