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记者 冷静

我的革命经历

记者：您是45年的老八路了，当初是怎样参加革命的?能给我们讲讲您革命的这段经历吗？

蒋炳煌：我是45年的5月参加革命的。当时359旅部队由延安南下，到了我的家乡湖南，我就参加了。参军以后，就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杨支队做文书、宣传员。8月份北返过了长江，调到359旅旅部报务训练班学习。学习这几个月，部队一直在打仗，学习的条件十分艰苦。我们不能住下来休息，只能一边走，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学习，器材特别简陋。到了46年的1月，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签订了重庆协定。这时部队才驻扎下来，我们住在河南省光山县王窑村，实际就在河南湖北两个省的交界地带，暂时比较安定。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蒋介石实施了谈判，实际上却在准备发动内战。那半年的时间，我们驻扎在那里没有动。休息时间多一点，但是其他时间还要自己去打柴。因为国民党军30万部队把我们包围在狭小的一个区域。我们自己打柴，背米。那时候河南有“赶集”，今天这个地方米便宜一点，我们就背上，到另一个价格高一点的镇子上卖掉。自己要上山砍柴、捞鱼虾，因为没有伙食费嘛。部队被包围了以后，我们确实生活得比较困难。

我们学习六个月就毕业了，教员就是359旅旅部电台的队长，是老红军了。还有一些大学生知识分子参加了部队，在政治部，教我们英文，简单的英文字母，简单的口语，我们都学了一点。46年6月25日，内战正式爆发，部队开始突围。我们这些报务员毕业后就分散到部队各电台，我一直在359旅，以后也一直在旅部工作，直到解放西北到了新疆。我在旅部开始是学员，后来就成了报务员、电台队长。49年我到了新疆，50年调到了新疆独立骑兵师，开始做电台队长，然后是通讯科副科长，之中也到外省学习，但时间不长。53年我又回到新疆，到军区通讯处做参谋、组长。一直到54年11月，我到张家口通讯兵学院（西电前身）学习。之后我就在学校做学员，做教员，然后在系里做训练处长、副政委、党委书记。66年我们改成西北电信工程学院，我做副院长、副校长，一直到89年12月离休。这段经历的前十年，从45年5月参军到54年11月，我一直在部队；后来就一直在学校。我54年到这个学校，现在整60年了。

记者：您能讲讲在您的革命经历中您觉得难忘或是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蒋炳煌：先说说为什么45年参加八路军吧。当时八路军南下，到了湖南湖北。我家在湖南农村，那个时候还有日本侵略者。沿着湘江边的一些小县城，日本人设有维持会、伪军；另外有青帮，青帮里面又分派，各个派又有武装，社会非常乱。那时我十四五岁，是学生，家里比较穷，没什么依靠，没什么背景。伪军也好，青帮各个派也好，都想来拉拢我们，把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拉拢到他们那边去。当地有地下党员，这个也是以后才知道的。一个是我们小学老师，实际上也是我家的邻居，离我们家很近，叫彭国梅。还有一个工人，开火轮的，叫谭庚堂，他们两个都是地下党员。当时正是359旅南下，到了湖北、湖南，往广东去，留了一部分在我们那里扩大队伍，这两个地下党员就和他们联系上了。考虑了我的家庭情况，彭老师就说：“炳煌，你要不跟我去吧。”他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他说湖北有个学校，送我去上学。我个人当然愿意，就看家里的意思。家里一听，觉得这是个好事嘛，因为在家里立不住了。没有背景，不走的话，你不是被拉到青帮去就是被拉到伪军去了。所以我就这样参加了部队。

过了长江以后，在报务队学习的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一来，如果不在报务队学习而在连上做文书，我可能已经牺牲了。在旅部报务队学习，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二来，学习报务和无线电通讯的人在当时的部队是比较稀缺的，而且非常重要。

46年6月25日，我们开始中原突围。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部队离开时说是演习去，跟老乡借的门板等都不要动，实际上部队是撤走了。因为部队撤走突围必须要悄悄的，大张旗鼓的突围不出去。那时日本投降了，但是还有一些残渣余孽，所以碉堡也还有。部队一直往西走，我才发现不对劲，演习怎么跑到平汉铁路来了，往西没有退路了，这才知道不是演习。我们从6月25日中午开始走，到了9月底，才到达甘肃庆阳的西峰镇，历时三个多月。这三个多月可以说是最危险、最艰苦的时期。开始一个星期还没啥，比较正常。后来的三个月，没有一天晚上安定的住下来休息。有时做着饭，就打起来了，只能起来跑。吃饭也是这样，饭还没熟，打起来了，就一人乘一碗，一边吃，一边走，吃完的碗就往路边一放。因为敌人又有飞机，又有汽车，撵着我们，后面追，前面堵。我们在陕南，看到哪个山高就爬哪个山，下了山，过了个小沟，又上另一个山，天天是这样。原本在河南，直线行军的话，半个月就到延安了，我们却一直走了三个多月，走到宝鸡西面，快到天水了，就是因为一直有敌人围追堵截。我们在行军过程中没有洗过脚，没有洗过澡、没有换过衣服，背包都没有了。困难的时候，把我们围在山上，坡陡，没有办法架电台，我们就清理出一小点平地，放上电台，和延安直接联系，和毛主席直接联系。本来一个旅，不应该受毛主席、受中央军委指挥的，但是那个时候没办法了。同中原军区失掉了联系，军区机关是分散来边区的，只有我们359旅是成建制走回来的，所以359 旅必须直接和中央联系，因此在电台做报务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联系不上，一摸瞎，那就真的完了。最后剩两三千人你能走的出来？我们完全靠中央指示怎么走。那时掉队的多得很，上山过个小河又上山，两天鞋底就磨烂了。没有鞋子，就弄个草鞋，掉队的都是脚磨破了，那时又是夏天，脚烂了，很多人就跟不上了。但是说句老实话，作为报务员，首长还是相当照顾的。大家都知道电台重要，没有电台就真的联系不上了。我还记得过荆紫关的情境。过之前，首长司令员还有牲口，过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都丢了。那天敌人四个师包围了我们。早上我们起来，两个主力团在前面走，心想他们在前面走出一条路我们跟着。两个主力团走过的时候，敌人也知道，放过去了，后面就剩一个团，一上山就打起来了。我们就在山上开山辟路，密集的炮弹、子弹，旁边的人一个一个没有了。那时只能靠运气，子弹不长眼，碰着谁就是谁了。所以从山上下来，所有的牲口都丢了。直到第二天下午，主力团在前面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他们才把牲口调剂一下。这一段可以说比较刻骨铭心。

到了边区的时候，我们可谓是狼狈不堪。几个月没有换过衣服，没有洗过澡，衣服破破烂烂。我们报务员，不打仗，只是跟着走，但停下来时坐着就开始打瞌睡；还有虱子从衣服脖领那一直往外爬，一摸一个。到了边区我们住下来，把衣服、衬衣、外衣、被子都换了新的。一路行军，部队也吃不到什么油水，到了边区有慰问，能吃到猪肉、羊肉。虽然被教育要少吃一点，吃得细一点，不然肚子受不了，但还是吃得像生孩子坐月子一样，不敢躺着。那段时间我们就在边区休息，吃得比较好，部队也没有任何负担。进了边区，有警备旅掩护。之后我们就去了延安。到延安后，毛主席在杨家岭八路军大礼堂接见了我们。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与毛主席见面。毛主席在台上讲话，我离的很近，看得清清楚楚。

在延安休整了半个多月以后，部队东渡黄河，到山西去了。这一段经历确确实实过得比较苦，但是回想起来，又感觉到很有意义。报务班条件那么艰苦，十几个学生走在路上，背包一扔，膝盖当桌子用，左手大拇指当电键用，铅笔短得手实在拿不住了，就用小棍棍一绑，绑上以后，继续练习。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十几个解放战争报务员通讯骨干。当时都是选的多少有些文化或是年轻的学生学习报务，经过了艰苦的培训锻炼，这批人也确确实实起到了作用。

记者：您和学校的渊源这么久，能说说学校早期有哪些优秀的领导或校友，以及他们的优秀事迹吗？

秉承西电精神

蒋炳煌：我刚才讲了，我的人生经历分两段，前面一段是在部队，比较难忘的一个是报讯班学习，一个是中原突围。中原突围是最艰苦的，最危险的。开始没有想到回延安，就想到河南、陕西、四川交界区开辟根据地，但是一个旅在那里站不住脚。后来就到了延安。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1月8日进了张家口的学校，算是第二期。那时的条件也比较苦，办学条件比较差，但对我们来说，跟战争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西电和别的学校不一样，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继承了当时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有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毛主席的题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两点，影响深刻。关键就体现在你做什么工作，不管过去是教员也好，干部也好，都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要有责任感。其实这和我当时在部队中原突围差不多。那时我就是把该发出去的电报千方百计的发出去，把要收的都收回来，不能有错别字，精力非常集中。报务错了就要了命，要了命不光是自己的命，整个部队的命都毁在你手里面。所以到学校来了以后，这份责任感也没有变。从王诤的报讯队，到毛主席题词，都在警示我们，这样的精神应该传承下来。

1966年以前，我们学校一直属于部队，因此比较封闭，学校和外面不接触，是非常保密的，招的学生都是贫苦家庭的孩子或是干部子弟。我们72年开始招生，本着责任心，为学生收拾房子。修理床铺和桌椅凳子都是教员干部自己动手。那时并没有谁强制要求，大家都是自己觉得要招生了，如果不弄好，学生来了怎么办？本着这样的想法，自己动手，没去请人，更没到外面去雇人。当时没有人监督，大家都是坚信自己要有责任感，给学生提供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我们学校的身份过去是部队，比较封闭，不怎么开放。但77年正式考试招生后，我们出了好几个院士，二系就有两个，都是78级的学生。这是为什么呢？论设备，我们肯定不如交大、西工大这些学校。对外开放也比不上他们，因为我们那时是对外封闭的，他们一直是地方学校。论经费也比不上他们。那为什么我们的学生能这么出色？这就是靠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支撑。大家都有这个责任感。教员上课、搞科研，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备课也非常认真。干部也是，兢兢业业，对学生就像是自己亲生的，是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种精神是无形的，但也是确确实实表现出来的。我们领导黎东汉，他是少将，要是在部队上，少将又有炊事员，又有警卫员，又有公务员，但是在这里他也有炊事员，却在食堂里面自己提着饭盒跟我们排队、打饭。这给我们一种无形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我们这些干部教师的教育都很深刻。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样做才是最正确的，后来回想起来，我们就是有着这种责任感。我们是同自己作比较，给你的工作你一定要做好，领导在不在，督促不督促，人前人后都应该一个样。我们那时都感觉如果不做好，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心里就过意不去。教员搞科研，努力让项目的效益好一点点，不是为了自己赚钱，是为了国家需要。大家想的不一样，动力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学校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这样一步步走过来，在科研上取得了突破，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本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起来很高，实际上就是提醒你做什么一定要有责任感，一定要做好，不做好不行，对不起国家。想的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虽然现在我们条件好了，物质生活不一样了，整个社会的气氛也不一样了，但应该把这种精神延续下来。要紧紧的抓住这一指导思想，因为它对我们后面办学来说，动力是非常大的。虽然它是无形的，你看不到，但它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记者：想必您一定见证了西电的变革和发展，你能不能说说在西电的建设和发展中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蒋炳煌：就说转折点吧。学校开始是在张家口，张家口的自然环境差一些，冬天零下30多度。我们是部队学校，去演习的时候，冻得不行，手里铅笔都拿不住，装备也差。大家都有一个愿望，希望学校变化一下，能够换个地方。到了54年，中央军委批准搬迁，考虑北京和西安，并最终定在了西安，这是一个转折。

我们56年开始在西安修建学校，58年搬家。来的时候，是部队的行政命令，联系了火车，几趟火车就拉来了。我在58年的8月来西安，算是第三批了。那时候走到洛阳，下大雨，车还停了几天。到了西安以后，房子明显不一样了。设备仍然也比较差，但是和张家口比，算是上了一个台阶。当然，这之中，起伏比较大，学校最终慢慢走向正轨。当年大跃进、大字报、反教条，都对学校有一些影响。之前我们是学习苏联，教条比较多。到58年这么一反以后，我们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办学。指导思想不一样了，不是完全向苏联学习“一边倒”了，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时间不长，没有几年，又开始转变了。到66年文化大革命，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是伤筋动骨，整个国家都一样，当时部队学校更厉害。

我自己从张家口搬到西安，虽然条件改善了，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好多事情都还是自己在做。当时参加劳动，操场都是我们自己平整的。还有游泳池，都是自己挖的。学生也参加，但是很少，为了不耽误上课，主要是干部教员在做。现在这个丈八宾馆东边原来是鱼塘，我们挖鱼塘，自己养鱼，改善生活。另外在北郊草滩有农场，我们干部教员到农场去劳动，种粮食，那时候困难嘛。这些都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我们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学校才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记者：现在提及西电精神，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求真务实，爱国为民。您觉得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用这样一种红色传统去激励当今的大学生？

蒋炳煌：靠党委、领导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进行教育，让年轻的一代能够了解我们学校的发展。我们学校的发展跟我们国家一样，有起伏，但是总的来说，是向好的方向一步一步迈进。为什么困难情况下我们能取得成绩，还能获得发展，就是因为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言传身教——既要讲、宣传——现在科学发达了，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网络、电视，或是平时的教育；另外自己也要做，领导要做表率。首先老师教员的思想上要能够接受这一点，理解这一点，自觉地于无形当中，在和学生接触中，教学中要求自己这样去做。其次要教育年轻学生和年轻职工。能够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确实非常重要，领导干部要自己领会这样去做的重要性。讲，就是各种形式的宣传；做，就是真正去做。讲和做相结合，让大家真正明白了，学校今后的发展才能更健康。我们当时有一个学生，原来二系的，叫蔡锡锦。他是部队来的战士，文化基础差一点，因为其他学生都是高中毕业考来的。那时班上还有互助组互相帮助。他是部队来的有津贴，经济条件比别的学生都好。但是为了自己的学习，五年没有回过家，放假就自觉留在学校学习。最终他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成绩也比较好。我觉得最关键是学校的氛围，让学生明白自己的任务是学习好了为国家，不仅是自己的谋生手段。本着这样的想法，学习才能有动力。那时我在系里做处长，还动员他回家。他说：“我不回家，我比别人文化低一点，假期要在这里学习。”要是能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学生当中，那发展的潜力就太大了。所以必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延续办学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基本上也还这样，但比过去差多了，当然客观环境也不一样。可正因为不一样，如果我们再不注意，那优良传统就真的丢光了。

记者：总结一下您的一生，您怎么评价？

蒋炳煌：我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没有立下丰功伟绩。但受责任驱受，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环境，我所担负的各项工作，都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了任务，得到了群众和领导的认可。从未因工作失职或犯错误挨过批评。我敢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得起党，作为一个干部对得起国家，作为儿子对得起父母，扪心自问，对得起自己，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蒋炳煌简历：

蒋炳煌，男，1929年1月出生，湖南湘阴人，1945年5月参加革命，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之初，先后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杨支队（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三五九旅工作；1951年6月在新疆独立骑兵工作；1953年5月在新疆军区司令部工作；1954年11月后在本校工作，1981年1月任副校长，1989年12月离休，享受正厅级待遇。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先后任离退休党委委员，55号楼支部书记、支部宣传委员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