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军电同行

■学生记者 吴晨 李瑞

我的大学经历

记者：您能给我们讲讲怎样来到西电的？

安毓英：我出生于1941年，1959年8月通过“高考”填报志愿进入大学， 1964年毕业留校。当时我的第一志愿就是西电，原因很简单，上西电不收费。进入学校就是参军，我们一进学校就穿上了军装，这个和我们现在的国防生还不一样。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叫解放军通信学院，之后改名为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而后又改名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来西电上学什么都不用带，衣服、被褥、衬衣，包括袜子都是供给制的。一个月还有几块钱津贴，逐年增加，到毕业的时候大概就有20块了。我们一入学就进行入伍教育，所谓入伍教育就是树立一辈子当兵的思想。来到学校就是进了部队，很少有个人自由，礼拜天出去是要请假的，说几点回来就必须几点回来，不然就会受处分，我们用的是和部队一样的管理模式。我们的班主任、指导员、连长和我们同吃同住。学校就是个军营，平时夜里还要轮流站岗放哨。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些害怕，后来就好一点了。当时我们还配枪，也发子弹，但后来就不发了，因为曾经子弹走过火。

平时早上起床要列队在操场上跑步，那个时候的操场就是一片土地。队列训练后排队进食堂吃饭，吃完饭后出了食堂再排队。放眼一看，操场上都是一队一队的人穿梭着在活动。多长时间回家是有规定的，车票都给你买好了。那个时候的部队管理非常关心学生，走的时候要从食堂领粮票，发一点饼干，带个馒头，教你先吃馒头后吃饼干，对你关怀备至，这样大家就会安心学习。同时我们也有很多训练，特别是开始几个月，早晨紧急集合，班主任和我们住在一起，听到哨声后，马上捆好被子，背好，出去集合。这些我们练得非常熟练，到高年级后这些活动就渐渐少了，但是大家都已经养成了习惯，这些活动也就一个月搞一下，主要任务是工程技术学习。因为在我大三的时候，我们学校换了一个院长，叫欧阳文，他说要“把100%的精力用于学习。”至此之后，大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学习，很少搞其他活动。当时班主任、指导员也相当注重成绩，满分5分的情况下，如果你考了4分是要检讨的。同学们也具有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互相帮助，当然不是说考试作弊。大家平时在宿舍里都是结对子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一点非常好，也非常和谐。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深深地感受到同学间友谊的深厚。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同学会尽量帮助你解决，现在同学聚会时，谈起母校大家感触良多，这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同窗之情、战友之情。

我们业余时间还会自制矿石收音机娱乐，因为我们都是学电子的嘛。我们就从街上买一块便宜的矿石，矿石实际上就是半导体，它可以用于检波，相当于现在的二极管，然后组装成收音机。把它放在耳边听，声音很小，不会影响到他人学习。

遇到节假日时我们会出去宣传，这是部队的传统，要组织几个宣传队到附近乡村去宣传，搞军民联欢。还有就是农民割麦子的时候，我们会去附近村子里劳动，那个时候的乐趣和现在虚拟世界里的完全不一样，特别真实，特别难忘。就像现在国际学院的那个楼有个舞厅，苏联专家每个星期六都会在那跳舞，而且还会从我们的女学生中挑选一些长得漂亮的、会跳的去参加，但我们男同学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只能透过窗户瞅瞅。

至于课本、资料方面，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太穷，工业也是相当落后。真正印成课本的有一批——基础课；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老师编的讲义。那时候的纸质量特别差，有灰颜色的，纸的表面还有疙瘩，特别粗糙。

见证西电发展

记者：看来您当时的经历真可谓丰富多彩，那么您在西电读书、工作期间亲身经历并参与了学校发展、学科发展方面的哪些重大事件？

安毓英：我们当时的政委是王赤军，军衔是少将，他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我老伴儿也是西电的，我们是同班同学。但刚开始不是在一个班，她在4系，我在2系，4系是雷达系，2系是通信系，大概是60年左右从2系调了一部分学生过去，成立了5系，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叫5系，它附属在1系之下（指挥系：从部队转来的军官在这里学习，同时也包括一个外国留学生的班）——当时所有系都归一系管——后来我们就正式成立5系了。指挥系被取消后，我们学校也变成了一个技术性的工程学校，1系改编为通信系，2系是电子系，3系是计算机系，4系是雷达系，61年新增了5系（无线电物理系），我就是毕业在5系、工作在5系、退休也在5系。所以我的青春、我的中年、我的老年都贡献给了5系，也就是贡献给了西电。5系最后也经过合并成为我们今天的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当时5系是学校的基础，正如领导讲话中说“你们这个是尖子系，是专门培养尖子的。”后来我就想，培养什么尖子?其实是培养学科的尖子，它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定位的，这个很伟大。5系当时叫无线电物理系，包括3个专业，1个教研室——516教研室，过了两年又建立了一个517教研室，16、17教研室就是5系的基础，每个教研室对应3个专业，这样就有了6个专业。我学的这个专业开始被称为量子无线电专业，无线电物理包括信息论，信息论专业里有一批才子，其中有复旦、武大、南京大学、北大、清华的一些老师调到咱们学校来参军。天线、电波为第二专业，量子无线电为第三个专业，就是我所在的专业，我们当时在学习铯（Cs），陕西省天文台有个铯钟，相当准确，现在中央报时的标准频率就是以此为依据，这就要求有一套电子标准，这个概念就是后来激光器发展的基础。517教研室的教学科研中涉及了半导体，现在成立了微电子学院，还有电子材料和电真空。

我们西电要发展，光有通信、雷达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工程上的学科发展怎么能赶超国外的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学科建设的规划和决策，就像5系的这几个方向经过4、5年才走入了工程领域，所以我们一毕业就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我所在的量子这个学科还不行，我们国家的量子是过了10年才赶上，所以量子这个专业是1970年才成立，此时距激光发现已经有10年之久。在我毕业时我所在的这个专业改成了微波工程专业，虽然我学的是量子，但在微波的专业毕业，微波的基础对我们相当有用。我觉得5系最值得我回忆的是它给我打了一个非常扎实的数理基础，我记得当时的电路笔记在我学完之后，我还花时间整理了一遍，一直保存到现在。

安毓英教授曾经记录的学习笔记

当时同学们之间互相讨论、学习。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之中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同学，学习理论课程非常吃力，需要补考，我们就陪着他们补考。西安的夏天特别热，我们就穿着大裤衩在大教室里一块学习，帮助他们补课。咱们学校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来自预科班，所谓预科班，就是学一些高中的知识，为大学课程树立基础，学校从中选拔好学生，因为学校生源水平不高的话，老师们在教学过程中就相当费劲，学生质量好的话，老师一点拨，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学校还会从全国各地的中学里招来一部分这样的学生。61、62届很多同学都属于这样一部分学生。

工作两年后，我们就转业了，国家还发给我们一套军装，一双皮鞋，还有几个月的工资，并颁发了《英勇奋斗七年》的证书。也就是说，我的军龄是7年。我们学校从校长到炊事员都转了，这些人一个都没动地继续工作。

我记得留校后我就进了微波实验室，因为实验是为教学服务的，当时给我分配的任务是要搞铁坩器件。学校派我们去南京学习，然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这属于实验室建设方面。

我在66年转业。70年是全国光电子产生的年代，我们学校是陕西省搞光电工程的第一家，开始成立光电子专业，我们原来量子无线电的那些人，以及后来从物理教研室抽调的几个人，共同组成了光电子专业的教师团队。77年才开始招生，这么多年我们就在实验室学习，编教材，编讲义。那个时候为了搞清楚激光器的原理，我们就自己做激光器，从培养玻璃工开始，艰辛地走着每一步，特别是最后调光的时候，大家加夜班轮流在那调，调了一个晚上都调不出来。曾经我的老师们大概从1965年就开始做它，可是没做出来，归根结底是工程性问题。我在调镜子这一块下了很多功夫，后来我们琢磨了一套调整方法，现在让我去调，用不了两分钟就能调好，实验室的每个人都要经过培训，就是因为光学实验特别难做，以至于我现在都非常关心调镜器的发展。由单模到多模，当时我总在杂志上、书上看到这些模式，我就问周围的人这个怎么能做出来，没有一个人知道，后来我们通过学生的毕业设计将它做了出来，也对研究生开这个实验，这样就能把激光内部振荡的关键环节了解清楚。为此我还发表了论文，如何做到能出来十几阶的光板，特别漂亮。我在声学所里看到人家用压电陶瓷，我就想我要把这个用在激光的调镜上，我同学就给我拿了两块，回来后我就加上电一调，效果特别明显，我那十几个模一下一下地都出来了，很稳定，这就是我们为教学所做的准备，然后我们编了一些讲义。当然我们自己的提高是通过老师们自己开讲座。我以前是学俄语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改成了学英语，所以后来就用上了，那个时候大部分资料都是英文的，我发音虽然不好，但我可以看。我们就把激光分成若干部分，然后分别去讲。这就是部队的传统，大家齐心协力，他给你讲了，你就能学到精华，你就不用自己去学了。然后你也把你学的那部分讲出来，这样既锻炼了讲课，也能互相学习。后来我们也请外边的人来讲一讲。所以我们走上讲台是相当自豪的，我们能把专业课全都开出来，而且有的是我们学校先有而其他学校没有的。

说到科研，其实是80年代才有了正规的科研，这就和研究生的培养结合起来了。文革后我们第一届研究生招生是在78年，当时我还没资格带，但我的老师可以，我们就作老师的指导团，后来当院长的曾晓东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带出来的。但当时我们没有硕士点，得去北京进行研究生答辩。这个对我刺激特别大，办学没个学科点这还了得，所以我在学科的建设上给了相当高的重视。从86年我们申请到硕士点，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又申请到光学工程的硕士点，但直到2000年我们才把博士点拿下来，这期间经过了很多年。学科建设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所以我为西电做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学科建设上，我必须说这个方面太重要了。我们把博士点拿下来就很不一样，这意味着我们又上了一个档次。我们学校博士、硕士、本科生还有大专生——全了，接着还有了博士后流动站。

秉承西电精神

记者：您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概括一下西电精神和西电的办学传统，并说一下您认为这些对今天西电的发展有什么启示，如何用西电的红色传统教育学生？

安毓英：第一，我觉的就是两个字“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个时代是毛泽东思想登峰造极堪比神话的时代，毛泽东思想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深刻，我们在政治方面主要学习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语录》的很多篇目我们都可以背下来，而且我还当过“记思先进”，因为看完著作要写心得体会。这个对我的影响就是奉献，就是我要把这种传统用在我的工作中，以身作则而不是表现在言语间，去影响、去教育我的学生。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有奉献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他可以更好地和别人融合，而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奉献给别人。我发现我们西电的学生有个特点，稳扎实干，嘴上说的没有他做的好，就是自己不太会表达，不过这些年来有了可观的改变。再说老师的队伍建设，这一点我们涉及的比较少，因为老师的工作性质不一样，他不像过去的辅导员一样，天天和同学们泡在一起，现在能主动地找一些有问题的学生去联系、去感染的老师非常少。老师的作用非常大，不仅言传，更在于身教。然而我们的“部队”传统也具有一些局限性，我们学校能干出一些其他人不敢干的事的学生相比于其他高校而言非常少，当然我也不是说干一些别人不敢干的事就是好，而是说我们的学生在自由的思维，创新的思维方面还做的很不够。关键是我们青年老师培养的速度太慢，教师队伍老化。64年毕业后我就直接留校了，进了教研室，我的第一感觉是我的老师很伟大，激光器是1960年5月17日发明的，而激光器(laser)已经在课堂上有反映了，然后就是微波量子放大器这个课程已经有了，这就说明老师们要紧跟科技发展的前沿。

第二，我们西电的老师肯干，就非常团结，下面我来举个例子，当时我们在申请学科点的时候，在学校就经过了严格的审查，西电人干事干得真实。那时候保铮院士当校长，有一天晚上9点多，我以为没事了，没想到校长打电话说“来，把你们学科的答辩工作到我这来汇报一下。”当然这个我们也是早就准备好了，所以我就让他们安排时间，到校长那去答辩，答辩后他们提出了一些意见，包括PPT要做的再简练，答辩后，我们回来马上做了修整。当时我是系主任，主管这件事，准备好之后，我和过振老师去参加答辩，我们分工，我去讲，他负责给我翻阅PPT。天热了，他给我出了个主意，穿短衬衫，把领带扎上，精神一点。结果到了京西宾馆之后，我们发现别人都没有打领带，他就说“哎呀，咱们太突出了，拿掉，拿掉，拿掉。”，我说“不拿，这不就突出了吗？”然后指定我们去答辩地点，我们找到之后，评委还没有进来，我们就先进去找我们的材料，结果在那么多的报告里边没有发现我们的材料，我就疑惑了，怎么没有找到我们的材料，不是说已经送到了吗？这时，我的心里就开始打鼓了，因为我们是以一个教研室的名义申报的，最小，所以被安排在第一个答辩。当时西安光机所——那么大一个所，也是申报光学工程，还有205所联合其他几个研究室一起也报了这个课题，我们西北地区仅此三家。后来我答辩开始了，当我走进去的时候，那个处长就问我“安老师，你们的材料怎么没有啊？”我就说，“不对呀，我们的材料早就报上来了，这为什么没送过来我也不清楚，咱们先来答辩吧。”不然他总纠缠这个事，我也说不清楚。他说“那行，先答辩吧。”我们的答辩从教学方面而言非常突出，因为他们研究所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方面，而我们是从教学，培养人的角度。然后科研方向我又举了几项，我就说我们这个已经覆盖了光学领域的80%。但是80%还不行，必须100%。我记得答辩过程中，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你的光学工程硕士点建立了一年多的时间，那研究生培养至少需要两年半时间。你连研究生培养过程的时间都不够，你来申报什么博士点？”当时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旁边的组长就说了：“他那个激光专业早就招研究生了，只是不叫光学工程而已，这都不是问题。”然后他又问：“你们提到了一个叫远足光学，是什么意思？”我一想，这我就有的说了。因为天津大学原来的校长杨国光编过一个书，大家都用这个作教材，这本书里讲的都是旁足光学，是一种近似的。可是半导体激光器发明出来以后，它就不再是旁足光学，这个光发射出去角度大，所以教材里面的好多结论已经不适合了，这得用远足光学来解释。我就开始讲了。因为有很多老先生当时不清楚这个，讲了之后，大家对我们的印象也比较深刻。下来我就找那个材料。当时没有手机，我就找到了光电所的人，我说用一下你们的手机。打给负责此事的同志找材料，他把办公室抽屉一拉，发现材料在里面，根本没交上去。我一听，心凉了半截。我就给他下了死命令，我说你必须今天晚上把材料送到北京，有飞机你马上坐飞机过来，我在这儿等你。我就在宾馆等结果，但是我们的材料报不上去我很担心。我当时为这个事情确实流眼泪了……我急呀，上火……负责搞材料的人当时连章子都没盖，我说你赶快把那材料盖完章拿过来。因为之前我问过好多次，他们都说已经报了。当时我们学校学科办的同志到评选会上帮忙了。我马上打电话找到他，我说这个事情大概要你来承担责任，因为我们把材料报给你了，你忘了报给人家。他二话没说，就说他承担责任。送材料的那个老师还打电话问我，现在只有头等舱，要不要买？我说哪怕特等舱都要买！到了北京，我说你别坐大巴，赶快打的过来。他6点就到了，但是我们已经进不去了，通行证已经作废，我们只能在门口。我就把当时在学位办帮忙的秦荣叫了出来，叫她帮我们把那个材料晚上就送给评议小组。当时非常感谢秦荣。任何细节出了纰漏都不行。最后评选结果出来了，我们是全票通过。因为我们研究生学科点就是培养人的，我们也非常重视学科建设。

记者:您认为未来西电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应该做好哪些工作？

安毓英：我觉得，我们学校培养人，一定要出教材。你的影响就要从教材建设上体现出来。一个是人才，一个是教材。学校能出教材，别人能用，这就是影响。我们当时有激光专业，有红外专业，合起来叫光电子专业。当时我想编一本《光电子技术》，它既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还要具有先进性，也不能太厚。在这部分我就动了很多脑筋，先列好大纲，然后确定主题，之后我选了几个人，大家一起写，每个人写自己最擅长的部分。我先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教材要编成什么样子，因为当时编这个教材的不止我们学校一个，好多学校都在做，但是事实证明，我们编的这个更适合教学用。后来出版社要开一个会，是关于微波专业半导体器件的一个会，当时邀请了很多学校光电子专业的老师到唐城宾馆。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去做个报告。这就涉及到了我的第二个贡献，这么多年来我从事教学最深的体会——激光器的载波论。因为其他高校老师一讲激光器就是方向性好，单色性好，相干性好，完全是从光的角度去讲的。我觉得这不是本质，本质是一个载波器件，就像我们电子学里面，振荡器就是个源，起选频的作用。由低频振荡器把频率选出来，然后放大再发出去。但是电子学的发展就是一个频率不断升高的过程。为什么频率高了好呢？容量越大，中心频率越高，它的带宽就越大，能容的频率就越多。所以电子学从低频发展到高频，再到超高频，超高频就涉及到了微波的领域，于是我就把这个振荡器的概念与普通物理里面的谐振动联系起来了。所以说，我在这方面的贡献，就是留了几本教材，还有我自己的一套观点和讲法，和别人的不一样。

安毓英教授编著的教材

安毓英简历：

安毓英，教授，1941年3月出生，陕西华县人。1964年7月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我校前身）量子无线电专业，留校任教。自1970年起，从事激光技术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讲激光原理、光电探测、量子电子学、光纤传感等课程。历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院长等职。1993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