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长吕白的两段回忆

一次引起激烈争论的讲话

1963年4月24日，应学生的要求，谈谈青年如何成长的问题，以此纪念“五四”青年节。当我讲完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激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但也带来了麻烦，从此，我便成了挨批判的靶子。现在我再重新把这次讲话的内容加以整理，使其成文，以供人评论。

同学们，“五四”青年节快到了，我应同学们的要求，来讲一讲青年学生应该如何成长的问题。这个题目很大，很可能讲不好，只想把我的认识、观点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首先在这里强调地说一下，党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学校的总任务。我们学校是一所高等军事科技院校，是为国防建设培养高级技术人才服务的。因此，这种特点也就决定了同学们的学习和成长的方向。作为一个国防战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首先应当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并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对祖国是和社会主义的爱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已是历史的事实。社会主义不再是看不见的空想的东西了。我们不是要有理想吗？爱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理想，而且又是和现实生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理想。我们不是经常提到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吗？我认为，正确的人生观的确立，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理想，就不会有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生观，我们应当树立这样的人生观。有的同学问我，他怎样才算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怎样才算是“红”了？我对他说，只要你解决好为谁服务的问题，就算行了，为谁服务呢？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有了坚实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事业服务的思想，当前就是要解决为谁学习的思想问题。当前的学生们就是要把专业学习好，争当一名有所作为的国防建设者，以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纪念“五四”节。

不少同学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怎样处理好政治和业务、红与专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并不难解决，前面已经讲得不少了，我想这个问题并不难处理，而是人为的搞复杂了。这样问题不是今天才有，57年反右后就提出来了，并引起了不少争论。我是怎样认识的呢？我想提出我的看法，供讨论。

首先我提出与上述问题相关的几个论点来进行探讨，即：有没有脱离政治的专业，有没有脱离专业的政治，热爱专业学习是不是“白专”道路，在专业学习上老是得“2分”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没有，没有，不是，不好办。

为了具体说明上述论点，首先就必须弄清楚我们现在的政治任务是什么？“八大”决议中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决议”中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进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发展教育，要培养出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搞好教育（当然包括工科大学在内），正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打基础，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个政治服务的。我们的学校是按国家规定的任务来培养人才的，要求我们的学生能在这所学校里，学到对国防建设有用的科学技术，这就是同学们在校学习期间的最大政治。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大的，在军事上我们也是强大的，但在科学技术上我们就不那么强大。今后的战争，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行，搞经济建设，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行。我们有优势，特别是政治上的优势更强。作为社会主义的大国，我们不但要在政治上压倒敌人，而且还要在经济上，在科学技术上压倒敌人，否则就很难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又怎样最后战胜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呢？难道我们的教学工作，不正是以这样的政治去统帅它吗？这样以来，大概可以说明，我们抓好专业教学的这个业务没有脱离政治了吧。以此为据，所以我说没有脱离政治的专业。搞好教学工作，培养出又红又专的优秀大学生，为社会主义建设竭诚服务，本来就不存什么脱离不脱离政治的问题。

那么再问，有没有脱离专业的政治呢，我认为也没有。政治是统帅，统帅是要统帅一切的。要统帅一切，就必须主动的和各种专业、业务相结合，以政治思想工作应有的活力，了解各种业务中的实际情况，在学校里，就要了解教学中的实际情况，摸清教学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去鼓励、去推动，去保证教师和学生的正常教学活动，以坚持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把教学工作搞好，培养出大批高质量的国防建设人才，并且要多培养出一些拔尖的具有远大理想的有发明创造出类拔萃人物，他不仅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而且能为人类社会文明作出贡献。如果真的能做到这样，那么该是多好啊，我去外地调查时，听到不少科技人员和一些老干部说，我院毕业生缺乏后劲，希望我们能多培养出一些有后劲的拔尖人才，他们说，他们宁肯要一名拔尖的，不愿意要20个一般的。这就是社会对我们的呼声。“没有后劲”，就是基础打得不强，独立工作能力差的表现。总的来说，就是水平低。我们应当重视社会呼声，观念必须明确：我们是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绝不是培养社会上一般劳动力的。要不断改进我们教学的本身，也要改进影响教学工作的其他方面，诸如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怎样使教学工作与政治思想工作有力结合，千方百计培养出更多的，敢於冒尖的有所作为的人才。两千年前，中国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夫子，曾培养出“三千弟子，七十二大贤”。他对发展中国古文化，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既有可观的数量，也有可观的质量，约百分之四的拔尖生，成绩可观。在现在的条件下，我们做得比那时好要好上加好。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时是比较容易统一的，但在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就以培养拔尖人才的重要性来说吧，在认识上就有分歧，并且提高到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来看待，这岂容忽视，我的认识很简单，只要能按照国家要求，培养出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尤其能培养出对社会主义事业有重大贡献的人才，那么政治统帅业务的问题，也就处理好了，而且应当如此。所以，我说没有脱离业务的政治。如果有，也是人为的。在学生中间，有这样一种现象，学政治可以理直气壮，学专业要偷偷摸摸，在复习功课时，带上专业书还要带上一本政治书籍以作掩护。据说，怕是当上了“白专”而受责难。似乎专业学习不是政治任务，尤其令人费解的是专业学习好的，就会是“白”的，是走白专道路的。而那些专业学习不好的，却不用担心。以此推论，那不就是说，学政治就是“红”的，而学专业必然就是“白”的了吗？按照这样逻辑再向下推，它的必然结论是：搞政治工作的人就是“红”的，搞专业的人就理所当然的就是“白”的了。而且专业越好，他就越是“白”的可怕，而专业越差的人，倒有可能会“红”得发紫呢？请问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他对毛主席所说的“对技术精益求精”作何解释？党和国家花费如此巨大的资财，开办许多大学，培养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岂不是搞错了吗？我认为那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有意制造红专混乱。它所起的作用，比空头政治家更坏。空头政治不要，比它更坏的就更不能要，因为它对社会主义有害无益。同学们，为了不造成将来的遗憾，希望你们鼓起勇气，大胆地、理直气壮的把专业学好吧，不要被白专帽子吓倒。“红”与“专”本不是一对矛盾，应该是又红又专，同样，“白”和“专”也不要硬拉在一起，“专”就是“专”，而“专”不是“白”，它们没有必然的联系，许多历史事实早已说明了这点。不相信，那么请问谁能给牛顿、爱迪生、居里夫人等等大科学家以“白”的定义呢？谁又能把我国的现代科学家，如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等定义为白的典型呢？正是他们对人类历史，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伟大贡献，这不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铁的事实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鼓励我们的学生大胆学习专业，并且敢于冒尖呢，不敢冒尖的学生是学不好专业的，也是胸无大志的表现。应该肯定，热爱专业，学好专业学好专业，走的不是白专道路，不是的！

我想，造成学生们不敢大胆学习专业的原因，不在学生，而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才影响到学生产生了上述现象。对学生热爱专业学习有什么可怕的呢？可能是有人在政治上对他们不放心，怕他们毕业后去开“电料行”？退一步说，就算去开“电料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权在我们手里，有什么可怕的呢？它也还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嘛，不必担心。

我倒是很担心在专业学习上老是“二分”怎么办？专业学习没有完成任务怎么毕业呢？你有什么特长？又怎样估计你的成绩呢？你可能比专业学习好的人多看了几页政治书，可以不提走“白专道路”，但是我还是认为你不懂政治，不能当指导员，而且我们也不是培养指导员的，所以我说不好办。

以上就是我讲几个论点：“没有”、“没有”、“不是”、“不好办”的论点。我这些论点，可能不妥，或有错误，如有错误请批评，但我认为是正确的。

下面再粗浅地讲一讲教学规律的问题。

教学的基本规律是“循序渐进”。要按照教学本身的固有规律、内在联系，按计划大纲规定，进行教学。要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基础与专业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在校学习和校外实践的关系，以及自学与互相帮助的关系，等等。但最主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校学习与工作中的学习提高，也是属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打好基础来说，千万不要忽视了数学和外语这两门课程，希望认真学好，这是今后在工作中提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人们通常称为工具课。专业基础课重要的是电工或称为电子线路课，要重视教学中安排的教学实践课，这些东西往往是一出校门走上工作岗位时马上要用的知识、技能，所以对实践性教学环节千万马虎不得的。在这里要强调地说一下，如何帮助你们学好功课，教师有重要责任，所以除了教好课之外，也要严格要求学生，这样才能真正有好的师生关系。教师要重教，学生要尊师，这样才能建立好师生关系。毛主席：要办好一所学校，首先要选校长和教师。这就充分肯定了教师的地位与作用。古语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师高弟子强”，学生们要尊重老师，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以搞好教学。

到此为止，我的讲话可能有人说，我是走“白专”道路的，但我不改，请批判。我宁愿当这样“白专道路”的代表。有错误，请批判。

说句后话文化革命后，有相当的学生竟然说，我们批来批去批了几年，到头来，还是吕白讲的正确，客观事实已经做出证明。悔感那时我们没有好好学习。还有的说：吕白就是强者，文化革命还没结束，他又抓起教学来了。……

注:在整理此篇讲话时，凡感到有重复的不必要的部分都被删节了，所以有的地方看起来不那么协调，到现在将近30年了，我的讲话前前后后大概也批判了将近十年，这在我一生中，特别是在学校工作期间，对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所以我也对此耿耿在怀。现在就是要在个人思想上总结一下，以便再见毛主席时好向他老人家汇报，使后人也知道有这么一段既无光荣又不惭愧的历史。

访问宾夕法尼亚大学

1980年五月，我院组团回访宾大。这是我第三次出国访问，第一次是在一九六〇年五月，代表团共四人，我是团长，黄云（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位副处长）任副团长，另外两名是闵桂秋和许厚庄，许厚庄是俄语教师当翻译。我们是以中国科普协会的名义派团参加苏联无线电科普协会组织纪念波波夫诞生100周年的纪念会的。第二次就是1979年5月去日本访问。1980年5月去美国访问，则是第三次。我曾开玩笑地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我这条命就完了，因为我访问过“两霸一帝”，哈哈！

四机部只允许我们组成五人代表团。经我再三考虑，我决定如下五人：吕白（团长）、胡征（副团长）、蔡希尧（团员）、叶尚辉（团员）、张以杰（团员），这样，基本上照顾到了一、二、三、四系。原打算再增加两人，孙青和斗守信，但这是不可能的。派二系张以杰同志，主要考虑了他有两个哥哥在美国当教授，一个弟弟当工程师，以便今后扩大交流。这个五人代表团，没有专门翻译和生活秘书。所以四机部很快就批准了。

为了准备这次访问，我较早的作了些准备，我请郭琦同志托四川的一名老名画家画了两幅大画，也是通过郭琦同志，付给了他150元酬金，这次正好派到用场，宾大和夏大各送了一幅，这是作为大礼的，深受欢迎。另有桂林产丝绸被面两条，这是给波多尼亚和皮得逊的，还有一个发菜，分为三份，送给了波多尼亚、顾毓琇和皮得逊，还带了八个罗汉果，这是给顾毓琇的。此外，还带了些条幅织画和一定数量的一般字条幅，还有许多盒茶叶，我个人所备物品约在250元以上，其他同志也花费了10～20元的小礼品。此次访问，我们每个成员虽然花了些钱，但都无怨言，没有人提出要公家报销的。而对公费则计划的很紧，当我们回到北京时，节省外币约1400余美元。

宾大对我团的招待是高规格的。第一次是以宾大的名义接待和宴请我们的，一共开了三桌，将大学各方名望人士都邀出席，在有历史意义的图书馆三楼，举行了欢迎仪式。这座图书馆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场所，犹如中国的天安门同等品格，有同等意义。我们也在这次的宴会上将一幅大国画赠送给宾州大学，作为我校对宾大的贵礼，将陈设於这座图书馆里。

以后的活动基本上是以宾大安排的计划日程表进行的，只是计划改变了两点，一是将一次去纽约市的旅游活动取消了，因为这次活动，安排五部小车，而这些小车都是各系主任的私车，并且要他们亲自开车陪同，我认为这对他们各位未免耗费太大，免了。第二项是要安排上我们团的告别宴会。这次安排在我们取得达成协议之后的晚上，其他一切活动，都按计划进行。

宾大，在美国众多名牌大学中，是名列前茅的，据说那时他列在全国名牌大学的第12名，现在据说为第六名，而它的历史又早於美国，这就又增加他的名望。我们能与宾大结为友谊学校，这种关系已确立，对以后我们与美国其他大学建立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次访问的总结早已作了，这里想就总结外的花絮谈些闲话。

在美国大学里，华人教授很多，犹太人也很多，其中有些是以色列人，日本人也很多，犹太人一般不愿别人说他是犹太人，而以色列人对中国的学生不那么友好。黑人教授也有，为数甚少。西欧各国人都有，这是美国历史造成的。但一般认为，在美国知识界有三支强大力量，一般说法是华人、日本人、犹太人。犹太人流入美国，大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入了美国，主要是从西德迁入了为数不少的犹太人。这也是美国高科技发展一支强力军。

我们访问过日本，又访问过美国，在教育制度上很多地方相似，因为日本的教育改革主要是仿照美国的。但有些不同之处，日本的正教授有数量限制，一个学科只能设一名教授，两名副教授，若干助手。而美国则没有这个限制，凡在学术上达到教授水平的就可以评为教授。比如某个系的系主任经常是轮流着干的例子，就可说明这点。从治学水平上说，日本也不比美国差，到底哪种办法好，我们目前只好评，不要生搬哪一家的办法为好。我们要创造我们的经验，建立我们的模式。但在治学严紧谨方面，是可以借鉴的。

不管美国，还是日本，学校都很重视科研，在实验室建设方面得到非常重视，投资很大，当然这都是他们国家重视教育才有这种可能。第一步电子计算机就产生在宾大，然而宾大仍很重视计算机的研究，尽管计算机现在已进入了第五代，而第一台计算机仍陈列在宾大图书馆里。小平同志说大学要成为两个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我看是对的。

对宾大的访问，应当认为是成功的，圆满结束。

我们来宾大和离开宾大，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欢送，都是组织了不少的人在机场打着五星红旗和星条旗，列队两旁迎来送去，应该说是够意思的了。临别时，我和波多尼亚两人的感情都上升到了极点，两人突然拥抱了起来，成为我们告别的礼节了。

                                             （注：此回忆录由吕白同志的女儿吕抗美提供）

吕白简介：

吕白，山东荣城县人，1917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在中共山东分局无线电训练队学习，毕业后任报务员，苏皖纵队电台分队长，新四军四师师部电台队长。1945年12月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电台报务员，后任新四军一师三旅侦通股长，23军通信科副科长，抗美援朝期间任23军通信处长，回国后任独立第八通信团团长。1954年在我校高级速成系毕业后，留校任系主任，后任1014所所长兼书记，西电院长、党委副书记，1982年离休，1995年病逝。